理查德·哈斯｜修复世界：后特朗普时代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及其局限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理查德·哈斯｜修复世界：后特朗普时代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及其局限
作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
译者：苏汉廷
法意导言
特朗普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该往何处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于2020年11月9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修复世界：后特朗普时代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及其局限》（Repairing the World: The Imperative—and Limits—of a Post-Trump Foreign Policy），指出当下美国所面临的国内疫情和国际局势异常严峻，因而拜登的外交政策要致力于“修复世界”，回归并主导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工作，改善与巩固传统盟友关系，检讨并制定新的对华、对俄综合政策，降低与华冲突风险，使美国重新在全球外交事务中占据主动地位。本文写在拜登当选之后不久，可以理解成一幅美国外交界对新一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理想呼吁，对理解后特朗普时代的外交政策有前瞻性意义。
2020年11月，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讲话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一个人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不少事情是很有选择的余地的。他可以决定谁当副总统，哪些人入阁，就职演讲时要说什么，也能决定签发什么行政令，首次出访去哪个国家，或者邀请谁来美国访问（之所以用“他”，只是因为目前美国还没有选出过女总统）。但是有一件事情，当选总统是说了不算的，就是他眼下要处理的这个烂摊子。
当选总统拜登初入白宫，面临的问题只能用烂摊子来形容。国内国际的挑战看上去层出不穷，都需要他加以注意，而可供总统支配的时间和资源又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决定哪些事情要做，分出轻重缓急。任何总统都要按照是否紧迫、有无机遇和是否现实的评估标准，设定清晰的优先事项。
犹太人有个说法叫“tikkun olam”，意思是“修复世界”（repairing the world）。对于个体而言，这是一条行为准则。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要修复我们生活的破坏了的世界，要努力把它变得更好，不仅是为提高个人的福利、而是要为促进他人的福祉去工作。“修复世界”同样也可以充当一条治世的纲领。如今的世界迫切需要修复。这一过程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其结果势必不能尽如人意，不过必须要注意一点：修复世界和建设世界（building）是不一样的。修复世界意味着处理业已存在但是受了破坏的东西，使其恢复工作；建设则要求从无到有，创造新的东西，以期更好地实现既定的目标，有时也要实现新的目的。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开局的六到九个月的外交政策就应当定位成“修复”。只有过了这个阶段，拜登政府才有机会开展“建设”；也只有过了这个阶段，有的领域才有必要“建设”。
美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比例地图（截止至2020年11月27日）
图片来源：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一发不可收拾的烂摊子
美国国内面临的挑战远超其卫生与经济实力。美利坚合众国如今是一个分裂国。超过7000万人把票投给了特朗普，其中很多人都会听信特朗普破坏性的说法，会认为选举被“偷走”了，认定拜登就是个不合法的总统。美国社会将在财富不平等、种族和教育等问题上发生分化。共和党、民主党两党谁都不是铁板一块，不过从税收政策、警察改革到居民医保，两党的观点都针锋相对。美国政府也有可能陷入分裂，因为共和党很有可能继续把持参议院，而民主党对众议院的控制力大概率会进一步削弱。
国内问题无疑会占用拜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国际问题不会那么温良恭俭让，等着拜登慢慢把国内事务理出头绪。事实上，国际问题也是一团糟。
“特朗普要为美国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国际问题负责？这是对历史的误读。”
可以说特朗普的政策导致了一部分美国面临的国际问题。特朗普政府在有些事情上做得是正确的，例如在贸易问题上指摘中国；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争取更新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为以色列和数个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牵线搭桥。不过特朗普政府也犯下了不少错误：不重视维持全球75年稳定的联盟关系（导致无论敌友都在质疑美国靠不靠得住）；接连退出国际协定和组织，又不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与中国、朝鲜、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的领导人套近乎，没什么重要的目的，也没取得实际效果。特朗普时常违背民主规范与政策，例如让移民子女和父母骨肉分离，又比如对很多穆斯林人口占主导的国家实施“禁穆令”，也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吸引力。
那么特朗普就要为美国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国际问题负责吗？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国际上很多问题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早已存在，也会在他卸任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中国仍会崛起，也会越来越自信和强势；俄罗斯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依然会继续发动军事力量和网络手段；朝鲜的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持续强大；伊朗还要对已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大搞帝国战略（imperial strategy）；气候变化愈演愈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仍然积弱无能，难民危机还在发酵。只是简单地“反特朗普之道而行之”，无论多受人欢迎，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外交事务》2020年11月/12月刊（第99期）
图片来源：《外交事务》
当务之急是什么？
第一大任务在于一个一般观念上不总属于国家安全的问题：公共卫生。拜登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美国的新冠疫情控制在家门之内。若是疗法和疫苗能够就位，显然能帮上大忙，但是研发的进度和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是超出拜登政府掌控的。拜登政府能做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发展快速、准确、易操作、低价和及时的新冠肺炎检测；在鼓励民众负责任抗疫的问题上也能大有作为，号召戴口罩首当其冲。政府必须在控制疫情上取得成效，才能复兴经济，为美国的实力正名，才能腾出手来处理其他国内外问题。为了控制疫情，必须要让患者们稳住，也就是让我们自己稳住，这样才谈得上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
“拜登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美国的新冠疫情控制在家门之内。”
拜登政府可以而且应当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据称他们在就职之后很快要着手开展有关工作了。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是因为世卫组织是完美的，而恰恰因为它目前有问题。为了终结疫情，防范之后不可预见的爆发，也为了解决肿瘤、糖尿病和心脏病等等非传染性的世界头号健康杀手，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世卫组织。美国要和世卫组织内部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改革世卫组织，以利未来出现爆发时，不会再出现中国在疫情暴发前几个礼拜的情况，不会再有国家逃避调查，或者向世卫组织施压，迫使其改变政策建议。不过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建设”的，在这之前美国要首先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协助世卫组织尽其所能地控制当下的疫情。
美国也应当加入到疫苗的国际开发、生产、资助、分发和接种工作当中去。如果其他国家首先研制出了疫苗，美国能够因此获益；如果美国开发出了疫苗，也能向其他国家提供一部分，从而大大修复美国的国际地位，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卫生建设重回正轨，既有利于美国复苏，也能助力全球稳定，实打实地修复世界。
友好关系如何修复？
第二大任务要瞄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重大的结构性优势，那就是盟友关系。盟友关系和伙伴关系既能为国内安全提供保障，也能为应对全球挑战储备资源。不过近些年来，绝大多数盟国都对美国丧失了信心，这是美国面对对手消极应战，对与盟友们并肩而行毫不松口的恶果（当然也与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有关）。立即采取行动，向盟国展现出全新的、更加积极、更加坚定的姿态，能够建立起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愿意与盟国合作处理一切范围内的国际事务的话事人形象。修复盟友关系，能够为美国的全球行动奠定更强健的基础。
拜登政府不仅要真心实意给盟友支招，还能尽早以自己的方式采取实际行动，向盟友表忠心。从德国撤军就是一步昏招，拜登政府可以立马叫停，和韩国就驻韩美军经费问题解决分歧。新一届美国政府应当检讨和塔利班签订的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协定，未来的撤军要视塔利班的动作与实力而定，还要与对阿富汗政府的长期经济和军事援助配套。新政府还能协调法国、德国和英国，对伊朗采取新举措，例如以伊朗重回协定要求为条件，承诺重返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各盟国承诺与美国合作，在接下来的数个月乃至数年间发展出一套新框架，持续时间要比现有的协定更久（有些涉核条款眼看就要在五年后到期了）。在亚洲，拜登也可以立即就对朝接触最佳措施向韩国和日本提供意见，并以相关措施统领放松对朝制裁工作。
“立即采取行动，向盟国展现出全新的、更加积极、更加坚定的姿态，能够建立起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愿意与盟国合作处理一切范围内的国际事务的话事人形象。”
美国政府可以强调一点：多边主义以重返国际协定和组织为支撑——不是讨好别国，而是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利益。除了世卫组织，巴黎协定明显也是首要目标（据称拜登也计划在就任早期重返这一协定）。这项工作能起到正确的象征意义，甚至可与实质性工作等量齐观，因为即使各国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所达成的自愿承诺尚不足以解决气候问题，将来也能签订后续协定，还可以制定一项全面、积极的气候政策，通过该政策的其他各个方面取得进展。与俄罗斯签订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rategical Arms Reduction Treaty, new START）即将到期。同理，美国政府可以迅速采取行动，确保该条约延期，而可以在后期花更多时间达成一项对俄综合政策，处理俄罗斯干涉美国政治、在欧洲与中东动武以及打压包括阿列克谢·纳瓦尼（Alexei Navalny）在内的反对派等内政滥权等问题。
制定对华综合政策也需要时间。这项政策要涵盖贸易、科技和人权等一系列领域，也要体现有关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和中国对邻国强势政策等问题的战略考量。不过新一届美国政府可以立马采取两项措施。第一，明确表态与亚洲和欧洲盟友密切合作，制定这项新的对华政策，以期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大大拓展政策的赢面；第二，表达与北京开展严肃战略对话的意向，以此决定潜在的合作领域（例如朝鲜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减少不可避免发生分歧的领域（或者更实际地说，降低分歧演化为对抗的可能性）。
“万事都有定期”
（《圣经·旧约·传道书》3:1）
“先修后建”的思路也要适用于新政府面临的很多其他问题。要组建新的国家安全团队，要重建有章法的政策过程，要就一系列政策完成初步的跨部门联席审查，这就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与国会内两党议员组织讨论、寻求共识，这也需要时间。历届美国政府至今，有太多外交政策都是由行政部门一手遮天制定的，因此容易生变，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靠得住的程度。
举例而言，就对华与对俄政策而言，人们说不定就能达成共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有潜力促进美国一举实现战略、经济和气候目标，人们甚至也能就是否加入该协定以及相关条件取得一致。彻底改革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迎来重建后的现代化了的外交；为网络空间设立国际基本规则；促进委内瑞拉和叙利亚变革；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针对中国5G提供替代产品；强化北约（NATO）；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外交进展，以及许多许多……这些都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所谓的共识不在于说上述努力和其他工作的前景都不够好，而是在于承认这一切发展起来都需要时间，期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在于“修复”。
美国四年以来的外交政策都致力于搅浑水，与这场疫情一道，既损害了美国，也伤害了世界。虽然搅浑水就其本质谈不上好坏，但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声誉被搅没了，过去75年筚路蓝缕建设起来的一系列珍贵的国际关系和组织机构也因此严重受损。这场总统选战告诉我们，美国人民并不特别在全球问题上费心，这对于拜登而言既是限制，也是机遇，在外交政策上尤其如此。但是，为了着手开始建设，新一届美国政府必须首先完成眼下修复国内和世界其他各国问题的任务，这是燃眉之急。
文章来源：
Richard Haass, Repairing the World: The Imperative—and Limits—of a Post-Trump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20 Issue.
译者介绍
苏汉廷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学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技术编辑：刘林让
责任编辑：徐梦瑶